Little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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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人民生活到底苦不苦？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转自：http://blog.bandao.cn/archive/47401/blogs-444449.aspx

临时相册

越来越难得写日志了 - [杂]

刚在xiami上看到李志发了新专辑，介绍里有这么句话：“大腿已经张开，随后的事情已经不由我来决定。” 我一直认为李志是个很酷的家伙，即便我不是民谣爱好者，他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你看他写的东西听他的歌，说不准某一瞬间就会露出一脸会心的坏笑。

暑假去了厦门，是个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满街的奶茶店咖啡馆和西饼屋，并且最不起眼的那一家的产品也不会比最贵的那家差多少。中山路的骑楼挺漂亮，我居然能认出些许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感谢生化奇兵这个游戏）。鼓浪屿很给力，装逼圣地的光环无法掩盖一座美丽小岛的本质。

有时候回过头想想其实我这样的人去哪玩都是一样的，旅行的乐趣不是发现什么或是体验什么，而是在一种全新的环境里过几天全新的生活。每年或许也就出去玩的那么几天，我能静下来看几本书；能像个有良好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一样进咖啡馆坐坐；能漫无目的的走在陌生的大街上，装成本地人的样子（却忘了把插在屁股后面口袋里的地图藏到包里）；能与其他旅行者闲适而开心地聊上半小时，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我的土逼本质。

耳塞坏了... 它好歹撑了一年才断气。

我需要用一篇日志来填满空虚的生活

今天下午去网吧和他们几个杀的天昏地暗，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场战役，耗时118分钟，无数次危在旦夕，但最后挺过来了... 呃，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是dota，我们从来不玩那个弱智东西，我们只玩帝国3... 更弱智的...

“Ever since I was a young boy 
I've played the silver ball 
From Soho down to Brighton 
I must have played them all”

在网吧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都在唱这几句，因为只记得这几句歌词...

明天去看舜天。错了，是今天。

Paugeot 504

Top Gear S15E04，Star in resonable price car的嘉宾是Andy Garcia，他说他有一辆柴油版的标致504，加20美元的油可以跑14个月。哈，标致504，于我而言，就是一部带领我走进汽车世界的神车。事实上，据考证，我母亲当年正是坐着辆标致504去的医院，然后就有了我。

小时候住在南财，那时候还叫粮院，记得很清楚，学校有辆蓝色的标致504，并不是很常见的蓝，比拉齐奥的淡蓝略深一点，即便摆在今天也算是稀有的颜色。爷爷是退休教师，但是和学校司机的关系异常好，家里有些大事就会请司机帮忙出个车，我总是会坐在前排大人的怀里，座位是老式的，没有颈部靠枕。中控台简单至极，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卡座机，换挡杆很长，有些像公交车里的那种。

我不记得第一次看到那车的感觉了，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生活中有了这部漂亮的车，似乎她与我的童年是并存的，就这么一直悄无声息的，低调而华丽的在我的记忆中扎了根。学校的车库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厚重而坚固的大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有时蓝标致就停在门口，真是漂亮，是那种你从旁边经过时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的车，车身曲线就好像斯嘉丽约翰逊的屁股般性感，前大灯更是经典的不行，眉宇间是苏菲玛索的高贵与优雅。桑塔纳在她边上就好像苏联人盖的办公楼一样古板，死气沉沉。放在今天，当我们已经开始对法拉利审美疲劳的时候，法国人造的这些个小菜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在10多年前，标致504在我心里就是神，it's not a car, it's pornography.

好听

网上对fleetwood mac这支乐队最多的注解是“比尔克林顿的最爱”，实际上这确实是一支很讨喜的乐队。独创的“软摇滚”风格清爽怡人，其中融入了许多流行风格元素，吉他和鼓的声音十分轻柔，主唱感情饱满，和声也恰到好处。在7080年代，这样的音乐类型既不会让摇滚乐迷生厌，同时又会吸引大量中间派歌迷，所以不难理解为何《Rumours》能大卖1700万张了。

《RUmours》的创作基于乐队几名成员的相互感情纠结之上，很八卦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

1985，梦开始了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

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
   
这是1985年4月22日的《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中国北京摇滚》的文章，描述的是Wham!北京演唱会的情景，这是中国历史上首场西方乐队演唱会。真正重要的历史总是如此的容易被忽略。
  
 1983年，乔治迈克尔与校友安德鲁雷吉利的Wham!乐队在欧洲和Duran Duran正打得不可开交。一年后，凭借着歌曲“Freedom”，他们登顶了欧洲乐坛，而新专辑“Make It Big”的推出则令威猛站到了流行乐坛的顶端。然而，Wham!的野心却不止于此，他们要做世界上最伟大的乐队，再过2年，这是威猛给自己定的目标。
   
当时的乐队经理Simon Napier-Bell认为，要想称霸世界意味着必须占领美国乐坛，对于这个目标，两年时间过于短暂。“即便长期占据排行榜首，做到垄断仍需四五年。”
   
乔治迈克尔的雄心壮志不允许他等那么久，此时，合伙经纪人Jazzy Summers半开玩笑的建议乐队可以尝试成为首支进入中国演出的乐队，而乔治不假思索的接受了这个想法。

背负着使命，经纪人Napier-Bell冲向中国。他飞抵北京，在旅馆里用电话骚扰每一个他能找到号码的政府机关，发疯一般的寻找说英语的人。他告诉每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接线员：“告诉他们Napier-Bell打来电话请他们吃午饭。”他的努力虽然卓有成效，但也走了些弯路——第一个回电的是能源部长，以为他是来买煤的。顽强的Napier-Bell顽强的坚持着：“我请了两年的午饭，政府里143个人我都请遍了（包括那位没弄清楚状况的能源部长）。”

Napier-Bell最终找到了说服政府的好策略：要想吸引外资的最好方式是令西方相信中国确实已经开放了，而还有什么能够比一支在镜头前把羽毛球从内裤里推出来的英国流行乐队的到访演出更能证明这一点呢？

事实上，聪明的Napier-Bell使了点小坏。他给政府提供了两个选择：Queen或Wham!。Napier-Bell向他们提供了两支乐队的小册子：Wham!的那本上都是些举止文雅中产阶级歌迷；Queen的那本上则包含了戴着羽毛的乐队主唱Freddie Mercury对歌迷大肆挑衅的图片。诡计成功，两周后尘埃落定——Wham!带着他们的霹雳舞开场秀来到北京，成为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首支西方摇滚乐队。

相较于实际意义，演出更多的成为了一个象征。工人体育馆里，15000名歌迷被要求不得站立，而此次演唱会的纪录片摄制组则被一层看台的观众当成了便衣警察，他们在灯光下身体僵硬，坐得笔直。“下层看台的7500人被摄像机灯光吓坏了。”Napier-Bell回忆到：“外面站着一圈警察，可上层看台的7500人却越来越野越来越疯。”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很中国的，不那么完美的。所有那些在艾薇儿、Suede中国演唱会上挥舞双臂的歌迷，请感谢Wham!，感谢他们征服世界的野心，感谢他们的经纪人Simon Napier-Bell。

参考及引用：
http://www.echinacities.com/main/ExpatCorner/ExpatsCorner.aspx?n=2602&pageindex=1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579023/

又一句话

追姑娘好像捕鱼，别人到处撒网，我是在河边上用胡萝卜钓鱼的小白兔。

一句话

没钱的时候日子很不好过，但有了些小钱的时候烦恼又来了。想要的太多，权衡再三，精打细算，最终得到的也总是极少一部分，拥有的满足感被放弃的巨大失望所笼罩。一点也不好玩。